遥想当年种桑养蚕时

女人们在照顾蚕子。(资料图片）

蚕茧丰收，农民高兴。(资料图片）

解放初期到1959年前，鹤山的种桑养蚕业很兴旺，图为大片桑地里，农民在采摘桑叶。 (资料图片）

　　●近日，记者在网上看到一个署名为温小虎的作者写下的一段文字：珠三角仍然有数万口的鱼塘，却再也无法寻觅桑树的痕迹，如今走在顺德、南海、鹤山等当年桑基鱼塘最发达的区域，有富裕的乡村，却没有一个地方养蚕。这令人惊奇。一个曾经使中国人骄傲、在珠江三角洲流传了400多年的农业智慧就此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如今想要知道什么叫桑基鱼塘，只能在供游人休闲的顺德、广州、中山等地农庄和食庄里，参观所谓的“桑基鱼塘”，去追述那段曾经辉煌的日子了。

　　●记者还发现一位署名为邓芬的作者写的另一段文字：桑基鱼塘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即桑地依赖于鱼塘肥泥，养蚕依赖桑叶，而鱼塘则依赖于蚕屎、蚕沙这样互相依存的形式。1992年，桑基鱼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据史料记载，明末“桑基鱼塘”兴起和发展地区，主要在珠江三角洲西北部的桑园围和古劳围内，其中以南海县的九江，顺德县的龙山、龙江，高鹤县的坡山等乡发展较快。

　　两段文字涉及到同一个主题：桑基鱼塘的兴盛与消失；两段文字也都涉及到了同一个地名：鹤山。

　　记者在鹤山市档案局看到的一组当年鹤山人民种桑养蚕照片，正是鹤山桑基鱼塘繁荣时期的一个缩影……

　　人物见证

　　那时几乎家家户户养蚕

　　如今69岁的梁广炽老人家在坡山，他告诉记者，他家、他家的邻居、邻村的村民们，都有一段养蚕的岁月。在他少年时期的记忆里，有白天大人们忙碌喂蚕的身影，有夜晚蚕子进食时发出的沙沙声音，有身上穿着的自家织出的丝绸小裤，还有那些可以医治伙伴头上脓疮的桑葚。

　　老人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种桑养蚕是农业的一项主要工作，国家统购统销，给地方下达了种养任务。为鼓励农民种桑养蚕，在粮食紧缺的年代，政府给予农民粮食补贴优惠措施鼓励养蚕。“收购时，卡车一车一车开过来，又一车一车拉走，很热闹。”老人说，秋分以后，温度降低，桑叶不长，农民们割掉桑枝，把塘泥拉上来，敷到桑地里当肥料用；两三个月以后，待桑叶开始长出，养蚕开始，蚕屎倾倒到鱼塘喂鱼，循环操作，经济实惠。

　　种桑养蚕是一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典型，女人们负责采摘桑叶，养殖和管理，男人们负责敷塘泥，挑蚕茧到集市。丰收是愉快的，起初的时候，农民们有时卖丝，有时卖茧。卖丝则要多一道手工工序，农民们把蚕茧放在炭炉里，盖起来，捂一至两天，然后用手摇动，所谓抽丝剥茧。发展到后来，分工开始变细，政府在乡镇上专门设点进行抽丝剥茧这一环节，农民们就以卖茧居多。收获蚕茧之后，如果需要留种，人们便不去动它，过一段时间以后，其自己成蛹，变虫，下蛋。

　　老人说起小时候家人自己身上穿着蚕丝织成的裤子，就按耐不住兴奋之情。“丝绸裤子很舒服。”他说。

　　老人说，蚕从头发丝那么大逐渐变为一个手指那么粗不需要太长时间。他记得当时家里有50多平方米的地方用来养蚕，家里三个人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我们一天喂好几次蚕，每4个小时喂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家里蚕吃桑叶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老人说，如果天气不好，下雨多，则必须将桑叶晾在地上，但那时由于养蚕太多，只能在桑叶没有彻底干的情况下就喂养，结果偶尔会造成蚕害病死亡。

　　老人还记得，桑葚拥有良好的治疗用途。他说：“那时村里一些小孩子头上长了脓疮，就去弄些桑葚，泡开水，敷一晚之后，脓疮就退去了。如果要备用，就埋在盐里，很久以后取出，桑葚还保持原来的样子，可继续使用。”

　　“粮食种植放开以后，农民们不再受粮食补贴政策的刺激，开始在桑地里种上蔬菜，而不是桑树，因为种桑养蚕不再赚钱了。”他说。

　　历史回顾

　　200多年种桑养蚕史

　　鹤山的种桑养蚕业兴于何时？记者查阅2002年出版的《鹤山市农业志》发现，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从清代建县时起，鹤山已有200多年种桑养蚕的历史。

　　蚕业生产一度走向低潮

　　1914年 种桑养蚕以古劳区为中心，以桑基鱼塘为特点的有坡山、双桥、上升、中升、新星、大埠、连南、麦水、丽水等乡；还有沙坪区以竹树坡为中心的中东西、玉桥、楼冲、水口、黄宝坑、杰州等乡，龙口区有宵南、协尧等乡村；雅瑶区有陈山乡。全县桑树种植面积4825亩，另有播桑苗1200亩，其分布在古劳区的古劳、麦水、丽水、下六、连城等乡，龙口区的中七、协尧、粉洞等乡，年产荆桑实生苗1-3级苗近3.4亿株，供应华南地区桑苗占60%以上。在蚕业兴旺时期，从事蚕业人员有2万多人（包括育苗、种桑、养蚕），年产桑叶5000多吨，养蚕种9000多张，产茧67.6吨，生丝13.5吨。

　　1929年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丝织品销量锐减，加上日本生丝、人造丝倾销，广东蚕业衰落，再加上当时粮食紧缺，人民群众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被迫弃桑改种粮食和其它经济作物，桑园逐渐荒废，蚕业生产走向低潮。

　　养蚕业逐步恢复

　　1956年后 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对蚕桑管理，坚持积极恢复与发展的方针，大力革新技术，制定了“维持原有桑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针，并调整茧价，实施蚕茧联购和蚕种市场管理。通过改革蚕房，推广良蚕种，严格贯彻防治病毒措施，稳定了蚕造；同时，加强桑地栽培管理，补缺株、换老株，使蚕桑生产逐步恢复。鹤山县蚕业生产以古劳、沙坪的桑基鱼塘地区为主，鼓励农民充分利用西江沿岸河滩地种植活扩种桑地，1958年鹤山县桑地种植面积达2567亩，年产蚕茧113.9吨。后来蚕桑生产逐步扩大到鹤城、共和等地。

　　1958年 “大跃进”时期，平整土地，桑地面积扩大，桑叶产量提高，但由于过去私人养蚕，没有正式蚕房，配套措施跟不上，出现大量剩桑、倒桑落塘的浪费现象，于是鹤山县政府倡导农民以片为单位，大搞蚕房建设，由于当时缺乏材料，只有把部分庙宇拆除。为了夺高产桑、高产茧，鹤山县政府实行桑叶、养蚕劳力大集中；为了解决蚕种供应问题，当年古劳区的双桥、新星、坡山、大埠联合在坡山办起了蚕种场，这样既解决了蚕种自给，又供应了沙坪、高明三角洲地，改变了过去蚕桑分家和靠外地供应蚕种的情况。

　　低潮——好转——高潮

　　1959-1962年 蚕桑生产进入低潮。这期间，国民经济困难，粮食、副食和各项物资紧张，各级党政放松了对蚕桑生产的领导，各蚕区普遍出现挖桑改种或间种粮食作物的现象，同时，缺少了养蚕数量，提早收造，大搞冬种，加上1962年遭洪水袭击，古劳围决堤，桑地被淹，桑叶失收。1962年鹤山县种桑面积1635亩，比1958年下降57%，产茧44.7吨。此时，古劳蚕种场因蚕种款无法收回，欠下了大笔贷款，蚕种场面临解散危机，县委为了扶持蚕桑生产，1963年1月1日接管了古劳蚕种场，改为高鹤县蚕种场。

　　1963-1966年 国家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农业生产形势好转，随着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国际市场对生丝、丝绸的需求日增，蚕桑生产也逐渐恢复。为了发展蚕桑生产，提高生丝质量，1964年至1966年鹤山县农业部门先后举办养蚕学习班20多次，参加学习的有620人次，同时不断推广蚕、桑良种。1966年全县桑地面积2243亩，年产茧127.85吨。

　　1967-1978年 由于蚕茧收购政策比较合理，每担茧奖售化肥75公斤，群众养蚕积极性提高，加上引进良种桑北1X540，推广灭蚕蝇、小蚕共育、大蚕地坑育等技术革新成果，以及新蚕品种的扩大饲养，桑地单位面积产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为了蚕业生产发展，高鹤县要求上级支持新建生产场地，得到省、地区上级的支持，于1978年拨款21万元，在新星管区建起一座面积2000平方米的蚕种场，1980年，蚕种场竣工投产，还增添了低温室、空调机等设备，年可生产蚕种三万张以上。1978年桑地面积2194亩，产茧量200吨，比1963年桑地增加412亩，产茧增加129.7吨，单张产茧从11公斤增加到23公斤，单张产值从17.26元，提高到40元，是建国以来较高的一年。

　　改革开放后逐步消失

　　1979-1989年 国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较快，由于农作物之间收益不平衡和工副业的迅速发展，鹤山县大量缩减种桑养蚕。

　　1978年之前，粮食和化肥比较缺乏，蚕茧奖售的化肥“身价”高，可换粮油、木材，群众对种桑养蚕有一定积极性。

　　1980年以后，化肥“身价”下跌，超产奖励的外汇使用上又受到限制，加上甘蔗、鱼塘的政策调整后，实际收益要大于种桑养蚕。虽然1980-1983年采取蚕桑超基数奖励，二化白茧加价10%，给予生产资料补贴的措施，但蚕茧生产花工多，成本高，收益比种蔗养鱼低；同时，体制下放后，蚕桑分到户，蚕桑分家；加上城镇工副业发展扩大，工业废气污染桑地。1981年起桑地种植面积和蚕茧产量直线下降。1985年种桑面积1149亩，年产茧82.3吨，到1988年全县桑地面积只有300亩，群众不愿养蚕，导致蚕桑生产停滞不前。

　　1993年 鹤山县蚕种场停止了制种。

　　1998年 蚕种场终于被撤销，由于养蚕要到外地收取蚕种来养，鹤山养蚕的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