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东桑西移难在何处

“东桑西移”已经开展多年，政府的阐释、展示及媒体上的相关报道都给予赞扬乃至赞美，那么，“东桑西移”是否真的美景一片？还是有媒体未尽道明的难言之隐？

概念：要说清楚不容易

“东桑西移”顾名思义，是指东部蚕桑业向西部转移，更狭义的可以认为东部种桑业的西进。而据记者采访过程中收集的对这一概念的阐释，远非如此简单。东部企业到省外西部地区投资种桑养蚕办厂，无疑属于“东桑西移”；同时东部省内蚕桑业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推进、转移，像浙江省的“蚕桑西进”（浙东、浙北地区蚕桑业向浙西、浙南山区发展），江苏的"南蚕北移"这样的省内蚕桑业区域结构调整也归属于“东桑西移”，丝绸协会会长弋辉在2004年全国缫丝绢方会议上就指出：“东桑西移”是代表性概念性提法，在省内、区内也要调整种桑养蚕区域结构；而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蚕桑业，比如广西省政府因为种桑比较利益大鼓励发展蚕桑业，使广西省这几年蚕桑业大为发展，也属于“东桑西移”，而且被认为是“东桑西移”的典型。如此说来，现在蚕桑业的一切地域发展变化都可囊括于“东桑西移”之中。

但是作为一项战略，“东桑西移”这个概念的提法因其字面的指向清晰和实际内涵的“无所不包”显得模糊、不明确。

另外，有专家对这一提法的科学性提出质疑。 “东桑西移”概念提出，将此作为产业布局调整的方略，点拨转移方向，引导“以移补退”，以求长久平衡，其前瞻性无可非议。然而，有专家认为此概念缺乏科学性，容易误导。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以大肥大水为条件的 “东桑”品种，“中移”尚可，“西移”到干燥、半干燥地区是不合适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当以调优为主目标，以此运筹“增质补量”，如若有失主目标的“西移”成势，量越多则风险越大；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有厚此薄彼之嫌，在点燃“西移”之火的同时，无疑是给“东桑”优茧地区为此奋争的稳桑泼了冷水。

不幸的是，这些怀疑恰恰成了部分进行“东桑西移”企业不得不面对的苦涩现实。

投资者：想说爱你不容易

“当时我们响应政府号召，进‘东桑西移’，去宁夏种桑养蚕，结果是白白扔了30多万。”正在参加全国蚕桑基地评选标准会议的浙江省桐乡蚕业公司总经理戴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如此总结其公司的首次“东桑西移”。

环境并不是说的那么好

2002年，桐乡蚕业公司提供优质桑苗、蚕种及技术去宁夏某地开发当地种桑养蚕资源。当地处于黄河溉灌区，每年能得到两三次溉灌，在西北地区属于“有水”地区，但是这点水并不能让来自水乡的桑苗健康成长。现在这批桑苗存活率差，存活下来的也严重营养不良，条子短、桑业质量差。企业的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东桑”都适合“西移”，或者说，有些西部地区并没有当地政府自认为的那样“适合种桑养蚕”。而相对来说，浙江省内部的“西进”因为气候、土壤、地理环境等相近取得良好效果，如在嘉、湖地区蚕桑业衰退之时，淳安的蚕桑生产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茧产量年均递增13.7％。

桐乡蚕业公司下一步“东桑西移”的目标是云南省，因为经过考察，发现云南的气候、土壤等条件都比较适宜种桑养蚕。

当地政府缺乏商业诚信

除了地理环境，西部一些当地政府为“引进投资”，开始什么都可以答应，却缺乏商业诚信，使投资方最终陷于无助境地。

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蚕桑业确实也是看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茧价低，有利可图。 “我们刚开始去投资时，也与当地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协议，但是到执行时也不是那么回事，投资了却收不到茧也没有办法，只有无利而返”，戴建总经理多次表明“不是说西部不好”后，无奈的说。

在向云南省发展时，戴总表示要学习海宁丝绸公司的经验。海宁丝绸集团公司在云南保山与当地政府共同成立公司进行蚕桑生产，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效益比较好，至少不会出现“白投资、收不到茧”的情况。

但是据内部人士透露，海宁丝绸公司这几年投资几百万，也并没有好的收益。到底采取怎样的模式能够“有利可图”，还真是让有志于“东桑西移”的企业老板们费心思。

不确定因素多投资风险大

种蚕养桑、经营茧丝绸的基础成本投资大，虽然有国家政策支持，但是企业投资成本也较大，而且风险大。没有长期的考察，贸然到一个地方投资，往往无利而归，甚至亏本。

这几年，有的企业吸取“收不到茧”的惨败教训，转而去西部承包办丝厂，但纯丝厂经营效率低下，效益不高。尤其在茧价上涨、白厂丝价格仍无较大起色的情况下，照样出现亏损。一个失败的典例是：2001年河山河源绢纺企业去广西承包一家拥有80台套立剿机的丝厂，调试设备及其他开工费用共花费15万元左右，招收工人80名。但经营一年后无利而归，主要原因是产量低，成本高。一是当地工人队伍不稳定，且普遍缺乏浙江人勤劳苦干的精神，当地一台立剿机需配一名工人，而在桐乡只需0.5名工人，人工费用高；二是当地蚕食野桑叶为主，茧层薄导致产量低；三是设备陈旧落后，像浙江已普遍以自动剿替代立剿机，自动剿不仅产量高且人工费低廉；另外，浙江人去西部普遍感到当地设施等条件差，上述企业经营者及其下属因水土不服、条件恶劣等因素导致被虫咬等现象，至今疤痕遍身。

面对设备陈旧落后及工人素质低下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再则受追逐短期效益驱使，浙江人去投资多半利用当地现存设备经营而不会进行固定资产技术改造。

当地政府：改变机制不容易

“东桑西移”战略实施以来，对于扩大优质茧源和大西北农民的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一些体制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94--98年是宁夏“种蚕养桑”的“激情燃烧的岁月”，94年一吨干茧在国内市场上能卖到7万元，在这种比较利益驱动下，全区1万多农民掀起种桑狂潮，仅这一年，全区新增桑树种植面积1.3万亩。1998年该区聘请专家论证，作出做出用10年时间发展30万亩桑园的总体规划。看好这个产业的日本协力银行、欧盟金融机构，对宁夏桑蚕整体推进给予低息贷款和无偿项目援助。有地域优势，有国际支持，有政府决策引导，可谓是万事兼备，然而，在后来长达4至5年的时间里，无论政府怎样引导扶持，一些农户拒绝经营或消极抵抗桑蚕这个产业。2003年春，该区吴忠市利通区高闸乡桑农就因两年没领回售茧款，赌气挖掉5000多亩丰产桑园。据悉，2000年至今，宁夏区农民砍伐毁坏桑园面积在1万亩以上。

宁夏桑蚕产业在发展中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有市场、体系、环境、服务等多方面的原因，注重了“政绩园”、“形象园”、“观光园”建设，却忽视宏观经济的体制、机制建设，忽视产业主体农民的积极性问题。因而，有着如此有利的产销差价优势，却未能解决公用设施投入和产业风险的机制保障问题，引发“虚热”上升最终酿出了苦果。

需要更实在措施才能走好

“东桑西移”进行的年头也不短了，企业、地方也经历了一些过程。对于“东桑西移”如何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接受记者采访的相关企业表示，希望政府包括当地政府能够继续支持，而且能有实实在在的措施保障投资企业的利益；而有关部门表示，“东桑西移”确实存在欠缺，需要再“探索”。既然作为一项战略，就该有清晰、操作性强的步骤及计划，需要政府更加明确的措施，只有这样，“东桑西移”才能走出 “风景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