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东桑西移”

在“东桑西移”的概念上，有专家认为，将此作为产业布局调整的方略，其前瞻性无可非议。然而，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以大肥大水为条件的“东桑”品种，“中移”尚可，“西移”到干燥、半干燥地区是不合适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当以调优为主目标，如若“西移”，量越多则风险越大。
               
不幸的是，这些怀疑恰恰成了部分进行“东桑西移”企业不得不面对的苦涩现实。浙江省桐乡蚕业公司总经理戴建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我们响应政府号召，去宁夏种桑养蚕，结果是白白扔了30多万。”
               
戴建说，2002年，桐乡蚕业公司提供优质桑苗、蚕种及技术去宁夏某地开发当地种桑养蚕资源。当地处于黄河溉灌区，每年能得到两三次灌溉，在西北地区属于“有水”地区，但是这点水并不能让来自水乡的桑苗健康成长。现在这批桑苗存活率差，存活下来的也严重营养不良，条子短、桑叶质量差。企业的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东桑”都适合“西移”，或者说，有些西部地区并没有当地政府自认为的那样“适合种桑养蚕”。

这就再次说明了一个司空见惯的道理：因地制宜。因而，桐乡蚕业公司变得谨慎了许多。下一步其“东桑西移”的目标是云南省，因为经过考察，他们发现云南的气候、土壤等条件都比较适宜种桑养蚕。
               
同时，在“东桑西移”战略实施过程中，还暴露出体制、环境、服务等多方面的问题。据了解，1994年到1998年是宁夏“种蚕养桑”的“激情燃烧的岁月”，1994年一吨干茧在国内市场上能卖到7万元，在这种比较利益驱动下，全区1万多农民掀起种桑狂潮，仅这一年，全区新增桑树种植面积1.3万亩。1998年该区聘请专家论证，作出用10年时间发展30万亩桑园的总体规划。看好这个产业的日本协力银行、欧盟金融机构，对宁夏桑蚕整体推进给予低息贷款和无偿项目援助。有地域优势，有国际支持，有政府决策引导，可谓是万事兼备，然而，在后来长达4至5年的时间里，无论政府怎样引导扶持，一些农户却拒绝经营或消极抵抗桑蚕这个产业。据悉，2000年至今，宁夏区农民砍伐毁坏桑园面积在1万亩以上。

这是一哄而上，忽视产业主体农民的积极性和产业风险保障机制建设等问题酿出的苦果。               

对于包括供销社等试图向蚕桑产业进军的机构、企业来说，还有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问题摆在面前。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供销社在其关于裕安区茧丝绸产业发展情况的调查中指出：蚕茧质量差，竞争力弱，在国际国内市场大风浪面前抗风险能力差是非常令人忧虑的。这直接影响到蚕茧的市场销售。
               
对此，裕安区供销社认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千家万户种桑养蚕分散经营模式，由于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已经严重制约了蚕桑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改革蚕桑生产经营模式势在必行。

               
在这方面，旬阳县供销社也在探索中，他们提出了“十一五”五大发展新举措：一是强化技术服务队伍建设。在全系统现有170名兴桑养蚕技术服务队伍的基础上，加强大村大组技术队伍力量，努力提升蚕农技术水平。二是大力加强桑园建设。从现在起县社每年配合乡镇新栽密植桑园10000亩，改造老劣桑和地坎桑10000亩，大力提高桑园质量。三是狠抓配套服务。大力推广优质蚕种、建简易大棚蚕室、标准化蚕室等。四是突出抓大户发展战略。重点抓“四大”，即大乡、大镇、大村、大组蚕桑产业发展。五是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在“十一五”期间，每个大乡镇建村级蚕桑合作社1—2个，全县28个镇每个乡镇建蚕技服务部一个，村级服务社达到100个，更好地为蚕农提供产前、前中和产后服务，实现“三送”，即送技术、送物资、送服务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