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桑西移”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

“东桑西移”顺应历史发展趋势

“我们没有想到国家和商务部会对东桑西移这么重视，我们没有想到国家和商务部会把它作为一项工程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开得这么务实。”河南省丝绸进出口公司董事长李英开口便这样说。她认为，“东桑西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该工程的正式启动确实体现出商务部对其重视的程度。“这对我们长期从事茧丝绸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尤其是这次会议从规划到实施步骤，从指导思想到主要任务都部署得非常具体、全面，这也给了我们很大信心。”李董事长说，河南也是种桑养蚕的发源地之一，我们主要是在大别山区与安徽交界的地方，这里虽然相对贫困一些，但种桑养蚕也有悠久的历史，有一定的根基。她还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有七八万亩的桑园，因为养蚕这个行业存在大起大落的情况，有些农民就放弃了，需要我们好好做做工作。另外，在南阳、豫北地区也都有很多桑园，所以，河南种桑养蚕是很有发展优势的。商务部今年要培育50个基地，李董认为，河南建设四五个基地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作为省级外贸公司，由他们牵头做龙头企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品牌意识有待提升

中国既是世界蚕丝生产大国，也是蚕丝出口大国。中国的茧丝绸资源、从业人员数量、贸易总量均位居世界第一，生产量与出口量占世界总量的70%。但是，“十五”期间，东部老产区种桑养蚕呈明显下滑，导致中国在全球蚕茧生产的比重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削弱了中国桑蚕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了打破我国茧丝绸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把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向印度、巴西、东南亚和中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茧丝构成挑战。因此，“东桑西移”不仅是提升数量，还必须提升新兴产区丝绸生产的科技含量。

实际上，提高品牌意识早已是业内人士的共识。近几年我国丝绸企业重视了品牌的塑造，出现了在国内小有名气的品牌。但是我们还没有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品牌，更没有世界名牌，OEM是我国丝绸制成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我国丝绸服装出口价格相当于韩国的1/2，意大利和法国的1/6，吃亏主要在品牌上。江苏省某市经贸局张女士认为，在国外，如意大利、法国等，我们真正好的品牌丝绸还是能卖得好价，真丝绸的东西还是应该做大作强，形成规模，把品牌打出去。她举例说，一样的一件衣服，一样的原材料，品牌不行也许就卖30元钱，而一件品牌服装可能卖到300元钱，那结果就不一样了。张女士认为，国家很重视茧丝绸这一行业，全国保留了两个办公室，一个是机电办，另一个就是茧丝办，现在“东桑西移”工程又被作为商务部11项重点工程之一，要用5年时间进行打造，这在过去也是没有的，说明国家对此重视的程度，可见商务部下的决心是很大的。关键是我们怎样更好地引导发展，把品牌创出来。我们要打造茧丝绸强国，增强竞争力，最关键的还是要形成自己品牌。比如提到江苏，就想到“2343”、“鑫缘”品牌，说起浙江，就想到“金富春”和“凯喜雅”品牌，有自己的品牌，有了好东西，才不愁卖，才能卖好价钱。

让钱真正发挥作用

陕西省蚕业协会副会长张明发认为，蚕桑近几年在西部有所发展，但步子不大，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没有经济的推动。他说，在我们省不能单靠中央给予的一点扶持，而应把这作为机遇，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挖掘地方财源也来支持这一工作。如果中央扶持一点就做一点，不扶持就不做，就起不到推动各地经济的作用。

他对记者说，东桑西移工作喊了多少年了，但真正有所行动也就是从今年开始。商务部这一行动对西部，尤其是陕西来讲，对推动经济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张明发认为，在实施这一工程时，最大的困难是用什么样的形式让钱真正发挥作用。他最忌讳的就是套用国家的钱干别的事情。张副会长认为在选择龙头企业时，必须选择本行业的龙头企业。另外，必须在地方确实动起来了之后再拨款，同时加大监管力度，否则有可能落空，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东桑西移不是扶贫项目

中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很多不同，因此，在实施东桑西移工程时，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群众有积极性的地方来开展。张明发说，陕西的石泉县，国家就是不扶持它，它也在发展，这就应该扶持。而且，东桑西移并不是扶贫项目，如果以东桑西移作为扶贫项目，以为这样就可以拉动经济，那么，这项工作很可能要打折扣，就搞不好。从陕西来讲，像广西那样形成大片大片的土地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陕西的平原主要适用于种粮，只能在山区或丘陵地带种桑养蚕，这也符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

张明发认为，广西横县可以大片土地大规模种桑养蚕，在陕西就相对难一些。陕西没有那样宽阔的土地。所以广西横县采取的某些方法和措施在陕西就不一定行，所以一定要因地制宜地推进东桑西移工程的实施。

应采用不拘一格的竞争机制

对于龙头企业拉动农民经济增长的问题，安徽商务厅市场运行调节处杨美娟副处长有她的看法：“并不是所有龙头企业都能自觉推动农村经济增长，龙头企业能自觉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在工业企业中可能最多只占10%，而90%的企业可能没有这种意识，所以今后农民的组织模式，应该采用多种形式，不拘一格，谁有能力带动农民就应让谁来带。

杨美娟解释说，我们曾在一段时间也是公司十农户，但从2004年开始，我们感到专业合作组织形式比较好，因为专业合作组织除了蚕桑没有其他的。农民不发展，合作组织就不能生存，农民有积极性，它才能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自己的利益。她强调，这是一个利益问题，而非思想觉悟有多高，是从利益面把他们联合起来了，它保护农民发展的自觉性是来自于自身发展的利益需要，只不过它预见了这种需要。

合作组织是专一的，脱开了桑农无法干别的，而工业企业不是这样的，比如国有丝绸公司是多元化的，有多种业务，如搞房地产、酒店，它注重的是工厂经销的利益，这时组织发展农民已经不那么迫切了，这也是利益驱动的问题。杨认为，专业合作组织是很有生命力的，这种合作组织你给它投10万元，它能拿出10几万用于农村发展，而给龙头企业投资100万，它能拿出20万就不错了。当然，并不是排斥所有的龙头企业，像云南保山就做得很好，但如果单一的把龙头企业作为惟一公司十农户的模式来拉动产业，那我们就有可能落空，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一种竞争机制，在比较中，反过来又能推动龙头企业的自觉意识。杨美娟的结论是，所有垄断保护的只是一种落后，茧丝绸不能搞垄断，龙头企业如果仅仅是把他确定在龙头企业的定位上，其实就是保护本部门、企业的利益，还是把农民排斥在外。